少年卧底特训学校 有学员被教官“抱摔”
这些学校有统一的特征和模式：主营业务专对于8—18岁有不良行为习惯的“问题青少年”，包括但不限于上网成瘾、不听话、早恋、厌学、内向孤僻、不孝顺父母等，即便是已经成年，患抑郁症的文科硕士，还有没找到工作的22岁女孩也可能被纳入“问题”范畴。军事化、全封闭式管理是它们主打的行为矫正方式，有些还会辅以感恩教育、国学教育。
它们的名字不完全一样，有“励志少年军校”“青少年心理培训学校”“戒网瘾学校”“青少年特训营”等等。办学资质也总是成谜，过去一个月里出事的两家特训学校，当地教育局皆表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校，而是一家以公司名义注册的机构”，“不属于教育部门的管理范围”。
与此同时，青少年在特训学校遭遇侵害的事故时有发生。今年8月，江西安远一名14岁女孩在当地某训练营遭负责人侵犯，在警方立案第二日后从6楼坠亡。两天后，成都新巴蜀特训营的学生举报，学校工作人员存在冒充民警、暴力体罚殴打学生的情况。9月4日，河南郑州中牟县一位家长发文，他14岁的女儿在素质教育学校训练期间，遭遇教官体罚导致昏迷，另一位家长随后也举报，他的儿子在同一所学校遭遇教官强制猥亵。
这些学校摧毁的不只是孩子们的身体——他们都是被父母亲手送进去的，对孩子来说，那是一种强烈的被遗弃的感觉。当大人不再可靠，甚至成为共谋者，一群受伤害的孩子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复仇”。
唐宁被抓走了。8月7日，郑州的一家快捷酒店，三个陌生男人敲开了他的房门。他们自称街道办事处人员，问了唐宁的名字、身份证号，接着掐着他的脖子拖入车内，像“提货”一样带走了他。
车辆驶向几十公里外的“青少年智慧成长中心”，三个男人都是那里的员工。这是一所全封闭的特训管教学校，19岁的唐宁就是一个待“管教”的孩子，父母的描述里，他“在火车站偷过东西”，“刚从派出所出来”。前不久正是他们向这家机构发出委托，并提供了唐宁的身份和位置信息。
刚上车，几个男人就搜遍并掏空了唐宁的口袋，后来四十分钟的车程里，唐宁一直被男人环手勾脖、牢牢压制在座椅上，他动弹不得，连呼吸也变得艰难。
男人们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这结果正是唐宁所期待的。与其说他们抓走了唐宁，不如说他们才是唐宁的猎物——唐宁报出的名字和身份证号是假的，叛逆的过往经历是假的，微信上的父母是假的，就连那两条大“花臂”也是用文身贴打造的。在男人上门前，酒店里已经提前布置好三个摄像头。他们的车刚驶离酒店就有另一辆车跟了上来。
尾随的车里坐着唐宁的伙伴，23岁的虎子，16岁的小龙以及24岁的秦麦。秦麦是团队里唯一的女孩，短发齐肩，模样文静，还在读大三，是这场行动的总策划。一年半前，秦麦也被父母送进这家机构，度过了一段备受煎熬的日子。其他三位少年虽和这家机构没有直接干系，但痛恨特训学校。他们从不同城市聚集在这里，目标只有一个：取得对青少年进行严重体罚、人格侮辱的证据，曝光他们的所作所为。
少年们把这次合作命名为“暑期行动”。秦麦领队；虎子和小龙户外经验比较丰富，组成行动小队，包揽了大部分翻墙入校任务；相对瘦小的唐宁则负责洗衣服、订外卖等内务。他们卯足了劲，尤其行动组俩男孩，“干他X特训学校”，每天挂在嘴上十几遍，巴不得能干票大的。
事实上这场行动比想象中艰难，他们昼伏夜出、在学校周边潜伏三周多，派出唐宁作为卧底前，已经和敌人进行了两轮对抗。
他们最初的行动计划，是希望在学校找到内应。虽然行动组已经在院落的房檐上架设三个摄像头，但根据秦麦的经验，暴力和伤害总是发生在外人没办法抵达的隐秘角落。为了招募内应，行动组翻墙潜入学校，把两张写有邀约的纸条随机藏进学生的鞋子里。他们在监控前守了三天，期待看到有人接受邀请并发出约定信号，但三天后，监控画面显示教官领着所有学生在寝室门口磕鞋子。他们被告发了。首战失败。
几天后，一个更大胆的主意萌生。当时他们在监控里注意到一个受罚的女孩，顶着日头站在庭院的凳子上曝晒长达数小时。“这样下去出问题怎么办？”虎子急了，提出直接冲进学校抢人，这不是最有力的人证吗？秦麦同意了这次行动。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我走？来救你的！”那个晚上，虎子和小龙穿上迷彩服、脸上涂满油彩，交叉掩护来到女孩身边——事后复盘俩人懊悔不及，觉得这事坏就坏在这里，光顾着救人，忘了自我介绍——女孩一脸懵，不但没跟着走，还吓得直往里屋跑。十几个教官冲出来。又一次行动失败。靠着贴身携带的弹弓和棍棒，两个男孩勉强脱身。
连续两次失败让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学校外墙一下子多出六个会发出警报的监控，翻墙入校不再容易。只能派出卧底了。
微信小号伪装家长，交2000块定金，瞎编一段经历，用不着露面，他们毫不费力就把唐宁送进了特训学校。
理想情况下，唐宁将会用藏在鞋内的录音笔尽可能多地收集取证。但他进去的当晚，队友们猛地发现情况不妙，学校给“家长”发来的视频里，唐宁眼角和嘴角都耷拉着，蔫儿了似的。
第二天，卧底行动进行到第20个小时，秦麦决定提前收网。她只身入校打算接唐宁出来，结果和守在校外的行动小队全部被教官围困。双方都报了警。
这时的唐宁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冲突发生时，学校把包括唐宁在内100 多个学生关进了一幢阁楼，他们被要求蹲在地上，不许交流。正如伙伴们所预料的，此时的唐宁几乎要被恐惧吞噬了，从被暴力推进车里的那一刻，他就有些控制不住地发抖。
阁楼幽闭又闷热，唐宁再也受不了了，他从学生堆里冲出来，“我摊牌！我这有录音笔，联网直播的！”后半句其实是吓唬他们。他花了很大努力不让自己露怯：“监控是我们拆的，铁丝网是我们剪的，我们就是来搞你们的！”唐宁后来承认自己当时是真慌了神了，他怕教官把自己“弄死”，有的没的都招了。结果他们只是把他带到了一间空房间继续待着。
最终找到他的是警察。8月8日，这场闹剧在警方的介入下收尾。他们乘车从学校离开的一刻，唐宁如释重负，身边的秦麦却一言不发，一只手死死地握紧伙伴的胳膊。
敲开那扇大门前，秦麦和门内的人都没想到有一天会以这样的方式面对面。那天她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她作为曾经的受害者来了结对峙局面，会更直截了当吧。
六个老师包围着她，“有什么事不能跟我们（直）说呢”，“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即使他们什么都没做，她还是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她不断暗示自己，她是自由的，她不会被再次被困在这里。
一年多了，她仍然没有很好的方法摆脱那段记忆。她说，造成那一切的导火索，仅仅是跟父母提出想退学复读。那是2023年，秦麦在北方一所大学读大二，这是她就读过的第二所大学。2018年她通过第一次高考进入南开大学，因为不喜欢当时的医学专业，提出复读，父母同意了，但后来他们强制干预了她第二次高考后的志愿填报，导致她又来到一所自己不想去的学校。当她再次提出复读，父母反对。
被控制和支配了二十多年的生活，秦麦觉得受够了。她没有理会父母的反对意见，从家里搬了出来，打算自行准备第三次高考。这个举动在父母看来不可理喻。双方爆发了剧烈的冲突，情绪失控的秦麦对爸爸进行了激烈的言语攻击，就是那时爸爸说带她去玩玩散心。她不知道等着她的其实是个圈套。
就像唐宁所遭遇的那样，几个陌生男人闯入了她当时的住所，她竭尽全力反抗，终于在被抬上车前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妈给了她更致命的一击，“你跟他们走吧”。
七小时的车程后，她被丢到了这个“成长中心”。她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所谓的“成长”教育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服从性训练。
每天，数十小时的跑步、“鸭子拐”和匍匐前进让人精疲力竭。思想教育课上，孝道教育总是核心，“你们这样对父母猪狗不如”。秦麦必须强忍着恶心一字一句听完，然后在“思想报告”里向父母忏悔。不然等待她的可能是惩罚。
“熬鹰”是最常见的惩罚手段之一，学生被要求站在一张小板凳上，少则24小时，由特定人员看守。在她后来搜集的受害者经历里，还有男生被教官举起抱摔，一个女生反复多次被教官推倒、拉扯着头发站起来。
类似的遭遇很多学生直到离开学校后才敢讨论，校内实行严格的舆论管控制度，由老师选拔“思想骨干”安插在学生中间随时监督举报学生的言论。“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严禁向外传播损坏学校的言论”，就写在学生每天要背的学生守则里。
她学会了沉默，“听到那些很恶心的话或被体罚时，强迫自己从现实里抽离出来”。这种淡漠又服从的态度让秦麦得到教官的欣赏，她被频繁带离学校前往办公区，协助工作人员整理资料，在那里她不仅能接触电脑，活动相对自由，为后来逃跑创造了机会。
她在入校一个多月后有了一次和爸爸面对面的机会，她本想跟他好好聊聊，“我们多久没好好说过话了？之前我说话你都没认真听过。”这话让上一秒还笑呵呵的爸爸瞬间变脸，猛然起身，“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这样我可以让你一辈子不出来！一辈子不来看你！”
秦麦一下子怔住了，接着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感觉自己又一次被遗弃了。秦麦说，这其实是里面很多学生共有的体验，遭遇同样的转身后，一个14岁女孩曾喝下一瓶碘伏，还有一位女孩从二楼跳下。那天秦麦哭得停不下来，当晚开始发热，连续几天高烧不退。
那之后的每一天都让秦麦难以忍受，她开始想方设法逃离。去年5月，她利用办公室的电脑和朋友取得了联系，谋划近半月，趁人不注意逃出办公室，跳上赶来接应的车辆，彻底远离了这里。
她不敢回家，也无法回到大学课堂。父母以“结肠炎”为由开具虚假证明为她办理了休学，如今学期过半，她缺课太多，按规定只能在下一学期复学。
后来她去了南方一座城市，一边当家教一边攒钱。那阵子她战战兢兢地，新注册了微信，不轻易在网上留言。她太害怕那些埋伏着的双手，想到它们能轻易就让一个人从原本的世界消失，她只能把自己隐藏起来。
抑郁、焦虑、叛逆厌学、网瘾早恋、亲情淡薄、不懂感恩……当五花八门的特训学校号称解决各类青少年问题，甚至成年人问题，一些年轻人也开始在网上集结起来，拯救落难同伴，立志“拔除”特训学校。
这些年轻人通常以群组为单位，成员之间时有合作，形成了一个松散且隐蔽的联盟。联盟中初、高中学生居多，他们惯用“舆论”武器，制作网络视频、图文宣传特训学校危害；激进的则擅用武力打击，全副武装直闯学校救人。
从特训学校逃离后没多久，秦麦加入了一个叫“炽星”的群组，群成员接近百人。群主15岁，是名高中生，他分工明确，给群里委任了心理部长，为大家做心理量表、提供陪伴式沟通；救援行动中有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定位、查询身份信息，也安排了专门的人员提供“技术上的支持”。秦麦在这里担任外务部长，负责联络沟通、部署行动。
过去一年，秦麦参与了多起线下救援行动。有弟弟被父母送进特训学校，姐姐来求援的；还有跨性别者被父母限制行动控制在家里，朋友找到他们求援。
这段经历帮助秦麦从孤立无援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也帮她迅速建立了自己的阵营——接下来她决定追究特训学校对她施行的暴力和伤害，联合盟友的力量。
秦麦的阵营只有20多人，大多是她从其他志愿者群和社交网站上一个个拉来的。在以初中生和高中生为主的联盟里，能保持高效行动力的虎子是阵营里的重要力量。
虎子最早通过豫章书院的新闻了解到特训学校的存在，当年他十五六岁，同龄人的遭遇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早就辍学了，在南方开车行，几年来施救案例已经有十几起。正式行动时，虎子会穿上迷彩服，束腰带，往脸上画油彩，防止自己被拍下清晰照片放到网上，必带的工具包括手电筒、弹弓、突击背包和液压钳。
唐宁对特训学校的憎恶源于好友的遭遇，高中时他有两位朋友被送进过特训学校，后来他们有的远离了家乡，有的性格大变。“当时没去营救他们我挺后悔的”。唐宁从那之后经常在网上批评特训学校，有次被秦麦注意到，拉进了自己的群里。
唐宁性格内敛，当卧底可以说是他过去人生中最大胆的决定。尽管他做足了心理建设，没想到一进那扇门，教官的几句威胁、铁丝网密布的高墙一下子就把他的心理防线摧毁了。想起伙伴们那句玩笑话，“等你进去后就把学费给交齐”，他怕自己真要被撂那儿了。
除了现场这几个年轻人，几百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重视着这场行动。他是贝贝，豫章书院受害者，七年前曾联合数名受害者曝光豫章书院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不仅成功关停了学校，还让多名教官获罪入狱。贝贝去年进入媒体实习，不到一年，已经采写了三篇特训学校相关的报道。
“暑期行动”布置过程中，贝贝一直在远程帮他们分析、出主意，什么样的证据最有说服力？法律程序上无法应用的证据，是否能用于媒体曝光？作为过来人，贝贝理解少年们的选择和坚持，“这是他们自我救赎的方式。越是对自己有思考的人，越能清楚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
虽然那次行动在警方介入下以双方达成和解告终。但秦麦和伙伴们都不打算就此停手。结束行动离开郑州前，他们把一个大喇叭拎到了学校门口：里面的学生注意，如果你们在里面遭遇违法现象，要勇敢维权，莫轻信他们的洗脑。”刚循环完一遍，学校老师把铁门打开冲出来，少年们迅速跳上车，撤离现场。
从豫章书院至今，年轻人的反叛和抗争始终没停过。经验多了，这群少年甚至摸索总结出自己的一套“行动大纲”。
联盟的各个QQ群里曾经流传过一份长达26页，名为《针对戒网瘾学校非法绑架未成年人的逃生方法解析》的文档。参与撰写的成员称，这份文档致力于让面临危险的青年们，能够有选择生存、选择安全的权利；为报案维权的受害者们提供完整的安全解决方案；让倚仗暴力牟利的群体明白，死角里的弱者并非他们想象中那么无力。撰写成员称之为“暮光计划”。
本文针对的绝大多数绑架行为由 2-5人集体实施，最紧迫的问题是处理好与各罪犯之间的相对位置，避免受到围攻。
1.调整自身所处位置，尽量使敌方各人都处于自身的正前方，且处于前面的人与处于后面的人形成遮挡关系。
2.在采取防卫措施的过程中不断移动脚步，增加变数，使敌方较难控制形势。
凌志是“暮光计划”中的一员。他今年22岁，自称小学时因为性格调皮，父母又没时间照顾，被送进一所特训寄宿学校，待了将近三年。如今公众所能了解到的各种体罚方式，凌志说自己几乎都遭遇过，而且只会更严重，“我那是十几年前，不像现在还有一些监管。”
从学校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凌志没办法和父母共处一室，一旦碰面，只有无休止的争吵和怨怪。他也不能触碰任何有关戒网瘾学校的消息，那同样会使他痛苦得失去自我控制。一直到2019年，网络作者“温柔”发布视频，讲述自己和其他志愿者们两年前曝光豫章书院后，长期受到各种骚扰、辱骂和威胁，更有志愿者被逼到自杀。
凌志在网上刷到视频，“我以前一直是逃避的，不敢面对。”志愿者们和学生一块举报、起诉戒网瘾学校，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我就想像他们一样。”
和虎子一样，他经常自费赶到戒网瘾学校，踩点、观察情况，然后带上“武器”， 趁所有学生都在操场活动时，翻墙进去，带出要解救的目标对象。他总会和学校里的教官，甚至是部分学生发生正面冲突，“或多或少会受点伤，难免的。”他能理解出来阻拦的其他学生，在那样的环境下，“服从能让他们回去之后好过点，起码好几天不用挨打。”
暮光计划项目最早从2022年2月开始启动，陆续招募了十来个成员，一部分人被送进过戒网瘾学校，一部分人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根据成员自述，他们参考了国外资料，以及由国际顶尖武术家、安全保护专家编写的教科书等，最终花了十七个月时间，在2023年6月完成文档。
当年7月，凌志受邀加入，负责制作视频，将其中的内容分批上传到公共平台，期望《逃生方法》能切实帮到更多的受害学生。有时他也会给逃出来的孩子提供一些生存建议，比如身上钱不够时，夜晚可以睡在医院急诊室门口，或者溜进地铁站的厕所，环境虽然一般，“起码是百分百安全的。”
但凌志上传的《逃生方法》视频浏览量一般，也没有孩子向他反馈过，这一些方法是不是真的帮到了他们。必须得承认一个事实，很难要求一群没有经过训练，最多20岁出头，甚至是未成年的孩子熟练运用逃生、格斗技巧对抗整个机构。
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逃出学校之后呢？凌志说，他们救出来的大部分学生，尤其是未成年人，终究是要送回家里。而家长们无一例外，先是惊讶，“你怎么出来了？”听到凌志和孩子讲述，在特训学校遭遇了体罚和殴打，家长的表情也很正常，有家长会觉得“打才能管好孩子。”
这是凌志觉得最无奈的时刻，“没办法，不送回家还能去哪里？”他曾经救出过一个男孩，送回家后没几天，男孩的QQ又突然断联，再没有一点回复。凌志知道，男孩又被送进去了。
今年7月，凌志接到一个求助，19岁的跨性别者晓旭被父母送进湖南一所行为矫正特训学校，遭遇了严重殴打。找到凌志的求助人小航说，得知自己的朋友被带走后，他报过警，拿到了立案通知书，也和志愿者一块找过社区、妇联，打过市政府热线电话，但都没能救出朋友。
小航对这个结果其实有心理上的准备，他认为这是战斗前必经的一步，否则日后会被质疑为啥不走正常司法程序。说到这里，他突然问道，“你知道战神阿瑞斯吗？”他自顾自地说下去，“战神阿瑞斯只管战，他不管胜利属于谁。”合法渠道求助的同时，他在网上找到凌志，试图找出学校位置，抢人。他说，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夺得胜利。
在这些孩子的世界里，几乎所有大人都是糟糕的代名词，不可相信，没办法提供帮助，但46岁的徐秋菊是个例外。
2022年9月，徐秋菊进入河南一所特训学校当心理老师。入职第一天，她来到学校的“变形计成长营”营地，发现大部分孩子的表情麻木又僵硬。当天一位初三男孩刚被父母送进来，因为没有听从命令换校服，并且要求和刚离开的父母通电话，男孩被摁在地上，一位教官拿着胳膊粗的木棍一棒一棒打在他的上。男孩连连求饶，血迹透过裤子渗出来，却依然被打了十来分钟，直到没有一点反抗迹象才算过关。
徐秋菊愤怒又错愕，过去她从来就没接触过类似的“管教方式”。她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十几个孩子的脸在我面前晃啊晃。”从郊区的营地回到市内，她马上咨询了派出所的朋友，朋友告诉她多保存证据。当天晚上，她彻夜未眠，边搜索查看“封闭式训练营”“豫章书院”“戒网瘾产业”等与之相类似的文章，边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愤怒：
“这根本不是什么治疗，这是刑讯逼供啊！”“体罚、暴力、惩戒，所谓让孩子听话，本质上是驯化。”
第二天，特训学校创始人景海永带着徐秋菊和另外两位老师，到当地一所中学进行公益咨询。进学校前，景海永在工作群里表示，“重点是和班主任建立联络，让班主任明白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他发了一个档案，其中记录了20多位“问题学生”的情况，比如“17班，李XX，沉迷网络，有两周没到学校上课”。
一周后，第二次到中学做咨询，徐秋菊说，档案中记录的目标学生和家长会被请到办公室，进行个案咨询。过程中，有些家长可能就会被告知，孩子的问题非常严重，可以送到训练营地进一步矫正。
据特训学校官方宣传文章显示，从2016年到2023年9月，景海永和机构老师至少在当地15所中学做过心理健康讲座。景海永本人曾两次登上当地日报，宣称有17年从业经验。也有家长反映，最初是当地精神专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向他们推荐了景海永，提到“他这近二十年一直都做这行的。”
徐秋菊说，“很多家长一开始是真的感觉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把孩子送进去。”
或许是因为有她这个“外人”在场，徐秋菊说，营地教官后来没有在她面前打过孩子，可她每次看到孩子们，“都是裤子渗血，走路一拐一瘸还得训练。”
在营地，她争取和每个孩子进行单独谈话。起初孩子也不信任她，担心谈话内容被上报，又招来一顿毒打。她只能耐心等待，有孩子看到和她谈话的其他人不仅没有挨打，脸上表情还挺开心，也慢慢开始向她发出一些求救信号。
她尝试偷偷用手机帮一些孩子录音，让父母早日接他们回家。录音里不能提他们在营地被体罚了，以免家长直接跑去质问学校，打草惊蛇。“所以我跟孩子们约定，在录音当中只说自己很想家，只说自己会好好地改变。要貌似很正常很轻松地说，让家长早点把自己接出去。”
一位男孩前后录了四次，因为每次按下录音键，他总忍不住，瞬间崩溃大哭。他妈妈听了录音之后，“终于去营地看了孩子，但是她觉得孩子没事。”男孩又在营地待了好几个月。
过了两个月，徐秋菊始终没办法接受学校对待孩子的方式，提出辞职。她曾和景海永严肃提到，孩子遭遇殴打后的心理创伤问题，两人的聊天记录显示，景海永说自己这两天都在反思，“以后尽可能不打”“陪伴要走心”。
2023年年初，离开学校没多久，她陆续接到求助电话。一个晚上，同一家的父母、孩子轮流给她打电话，孩子说自己就在水沟边站着，线多岁的父亲宣称已经崩溃到无法支撑，第一次离家出走了。而母亲在痛哭。
徐秋菊了解这家人，孩子家在农村，过去成绩不错，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上初中后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经心理咨询师的推荐，尽管家里条件一般，父母还是四处借钱，花了几万元将他送进特训学校。“可是孩子出来之后，他不但憎恨那些人的殴打、虐待，还会说他很憎恨自己，因为他没有力量反抗，在那个环境下不得不去讨好教官。对父母也会有很多指责和抱怨，都怨你们，把我的一生都毁了。”
这些指责同样让父母崩溃，“孩子的妈妈也会觉得我都拼尽全力了，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他们期待有个好结果，但是实际局面和他们想象的是天壤之别，孩子更严重了。”
有家长起初找过景海永要说法，但慢慢的，“（景）电话不接了，短信不回了。”徐秋菊最终成了承接家长和孩子情绪的中间人。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尽量每周和孩子沟通一次，和他们约着爬山、去公园散步。她也给家长布置作业，“比如我会让他观察自己一天的情绪起伏，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被激惹，会爆发，会控制不住地对孩子发火，跟他梳理原因，让他保持对自我情绪的察觉。”
然而，能有意识找徐秋菊求助的家长还是少数。她在特训学校时加过三十多位家长，只有五六户家长找过她，试图挽救被摧毁的家庭关系。
她没有向这些家长收取过心理咨询费，她也并不将自己做的这些工作称为“心理咨询”，“我跟家长和孩子都说过，我现在做的并不是正规专业的心理咨询，专业的心理咨询对场地、时间有要求，甚至不能用私人微信加来访者的。”另一位长期陪伴孩子的国外社工就曾指责过她：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你和孩子没有保持好边界。
徐秋菊同样挣扎怀疑过，但她后来说服了自己，“我真的跟孩子树立边界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走进他们内心。他们能得到的支持本来就很少，”徐秋菊停了一下，认真地组织词汇，“不论什么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觉到我是安全的，是被支持的，有人能够理解我，陪伴我。”
2023年11月，徐秋菊带着近半年收集来的家长、学生自述，聊天记录等证据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举报特训学校里的体罚、殴打问题。
她曾跟一位民警说过自己的遭遇，对方听完反问她，被送进这种地方你先想想你自己有没问题。她不甘心，又找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打听，对方也建议她放弃，“很可能转为家庭纠纷”。复学后不久，当她因为严重的心理困扰找到一家医院精神科求助，医生在她的病历本上写下，“被迫害妄想”。
至于父母，她从学校逃脱后，抱着一丝希望，写了一封信托人转给爸爸，信里详细描述了她两个月来的遭遇。爸爸的回复又一次证明她的尝试是多余的，“有问题的孩子，不可能和颜悦色教育，（学校）肯定会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这也正常。”
秦麦遭遇的困境是联盟里很多受害者的缩影。社工刘二常年从事青少年保护工作，自2017年以来协助了几十位特训学校的受害者维权。在刘二看来，当孩子在特训学校受到伤害后，无论从维权还是创伤修复的角度考虑，需要的其实是父母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遭破坏的亲子关系、孩子丧失的安全感急需修补；另一方面，如果案件进入漫长的法律程序，如果只靠青少年自己，将很难走下去，“尤其未成年人，得不到父母支持的话，维权就没有可能。”
事实上，具体案例中，父母愿意协助孩子维权的极少，律师尚满庆接手过很多类似案件，委托人基本都是受害者本人。尚满庆介绍，这类维权案的棘手之处在于，“不仅调查手段有限、取证难。要推动公安机关立案和后续的司法程序也非常难”。尚满庆也是当年学生诉豫章书院案的代理律师，案件经历多次发回重审、异地审理，“六年，律师都换了四五拨，大家都打得筋疲力尽了。”
试图举报自己曾任教学校的徐秋菊也遇到了难题。她报警后，新闻媒体报道了学校的违规情况，徐秋菊说，那时舆论闹大了，当地成立了专案组调查，但一个月后，警方和她说事情难度非常大，证据不足。
缺乏支持，法律维权成本高昂，联盟成了慢慢的变多孩子的“自救”选择。这些年刘二经常惊讶于孩子们的大胆、维权手段花样频出，但他对此是悲观的，以孩子们的条件很难形成持续的、有效的行动，到头来可能只是空忙一场。
今年8月，当刘二和徐秋菊得知秦麦的计划时，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不止一次地劝孩子们放弃。但秦麦坚持执行下去。刘二说，那些天他们其实都替孩子们悬着一颗心。
秦麦很感谢这些人，“他们都是我见过的很特殊的大人”。秦麦说，参与反特训学校以来，她听到过太多反对的、贬低的声音，直到她遇到这些“大人”，他们帮助她，而且非常明确地告诉她：你就是在做正义的事情。
对秦麦来说，好像必须做点什么才能对抗那段噩梦般的记忆。重回课堂后，因为中断了几个月的课程，她被迫留了一级。好多次走在校园里想到自己是2022级，不再是2021级，她会忍不住痛哭。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人生”。秦麦说，她想象中的自己，应当穿着她喜欢的蓝紫色套装，扎着马尾辫，背着蓝白色的书包，走在向往的大学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穿一身黑。“我找不回之前的自己了，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
从特训学校逃出后，她再没回过家，过年住亲戚家，寒暑假住酒店。她避免跟父母独处，哪怕线上交流也要通过第三方。刚出来那一段时间她还会接受爸爸给的生活费，但后来有一次爸爸又以不给钱威胁她“听话”的时候，她跟他们彻底断了联系。
前不久，她和盟友把“暑期行动”制作成视频发在网上，指出学校存在的暴力体罚情况。没几天，特训学校发布律师声明，称视频内容不实，且影响到了机构的经营，将保留追究发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律师尚满庆为秦麦提供了法律援助，根据秦麦当前的掌握的证据情况，他认为学校已经涉嫌犯罪，接下来他们将整理相关材料报案。
唐宁也把那则视频分享到朋友圈，对他来说，高中留下的遗憾终于在这个夏天得以弥补。视频他没有屏蔽父母，几天后他就收到来自爸爸和妈妈的消息、电话。
电话打来时秦麦也在场，她猜测肯定是责怪的声音，就像过去她通常面临的那样。但情况和她预料的不太一样。挂完电话，两个年轻人都心情复杂。
在那通电话里，唐宁爸爸哭了，他说他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但他不希望这样的事是自己儿子来做。妈妈则在微信上给唐宁发来一封信，信里她这样写道——
社会需要正义，但是目前你的这份力量去发出正义的声音代价太大！社会需要被唤醒……即便这样的学校消失，有些家长还希望有一所新的出现呢！这如同庄稼地里的稗子草，总是除不尽......
也许有一天，你有了更强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话语权，再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事半功倍……也或许以后，我们会有机会办一所理想的学校，满足孩子多样化成长需求，解决家长困惑，引导家长正确观点。那这样的黑暗学校就没有市场了，会自生自灭。就像在庄稼地里再种一种稗子草的天敌，让稗子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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