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钢：风险投资最高的信仰是坚信世界永远没边界
最开始，“金融”绝对没出现在熊钢的职业计划里。他的第一份工作来自本科毕业后的分配，在机电部下属西安某设计研究院担任制造工厂的工艺设计。那是1984年，国内刚刚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走完了“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发展命题进入了“翻两番”和“实现小康”阶段——大时代包裹住小个体，这份工作足够让熊钢“有出息”。
工作之余，熊钢对“量子化学”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一门兴起于60年代的理论学科，开宗立派的化学家们认为既然量子力学的出现，能完美解释许多经典物理学没办法理解的现象，进而推动了物理学的再次进化，那么理论上化学也拥有这样的“进化机会”。
熊钢把研究院工作外的大量业余时间投入到了其中，一路自学到可以撰写学术论文的程度，主动投稿给时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的徐光宪先生以及苏州大学化学系的曹阳先生。工作四年后，他干脆考入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攻读量子化学研究生——后来他算了算，发现了自己前后大概耗进去“小10年”，直到他的导师委婉地告诉他“学弟学妹们理解速度比你快多了”，“这个学科很难帮助一个普通人维持生活”，他才想到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天赋。
严格来说，这次悲惨的“劝退”故事才是他真正的“投资人”起点：不得不重启职业生涯的他，迎头撞上了国内的市场经济全方面转型，这让他获得了通过外贸攒下第一笔资金的机会，接着就用这笔资金在90年代下半场先后投资了一家液压件厂和一家软件公司，收获了第二、第三桶金，然后以此为起点逐渐理解“风险投资”的含义。
但即便有这样一种“宿命感”，熊钢仍然觉得让他着迷的并不是“风险投资”本身。事实上，即使到今天他也很少看投资或财经类的书籍，办公桌上的读物通常只有两类：一类是思想大师的传记，另一类是各种前沿科学特别是物理与数学的科普著作。他相信自身如今奉行的价值观、方法论、行为准则骨子里有概率与逻辑这一“量子力学”基因。25年风险投资人的职业生涯，让他经历并接受了“逻辑与概率是认识未知事物的关键路径”这一投资认知论，并不断淬炼对事物的逻辑与概率的把握能力。
所以如果你邀请他聊一聊自己的“投资信仰”，他大概率会给你介绍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的科幻著作《暗淡蓝点》。这个书名是旅行者2号的视角，这架用于探索地外文明的人造卫星在飞离地月系统后，主动将摄像头调转回望地球，拍摄下了一颗尘埃大小的蓝色光点。很多人将那张照片，看做人类真正开始向“未知探索”的标志，不仅前进的方向是一片“无人深空”，回望来处也变得一片陌生。
经济学人和物理学人的思维差异就在这里。前者擅长对已知世界进行规律总结，而后者“对未知着迷，总是尝试着描述未知、复现未知”。
澳银资本由具有风险投资传统的家族投资基金于2003年在纽西兰奥克兰市共同创立，期间堪称里程碑式的转型大概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2009年，他们与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等机构共同成立深圳华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并发行首只人民币私募股权互助基金，正式从一家水面下的美元FOF，转型成为了一家进行直投的基金管理人；第二次发生在2013年，澳银推出了华澳龙沣基金，郑重进入早期投资领域，开始从0组建独立的投后管理团队和尽调团队。
如果你熟悉中国创投行业的发展史，就能体会到这两个时间点的微妙：2008年，中国风投行业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完整地经历全球性经济危机，并将寒气完整地传递给共生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产业。2008年第一季度，内地互联网投资案例数量仅剩14个，投资金额为7031万美元，同比分别减少50%和40%。
当时还在担任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发布了一封题为《冬天的使命》内部邮件，说他预感到形势不容乐观，需要和“客户们一起熬过去，看到下一个春天”，并很快得到了杨元庆、马化腾、任正非的响应。当时不少媒体总结了大佬们的体感，共同写下了一个悲观的标题“寒冬或比8年前（互联网泡沫）更猛”。
2012年则是另一种热闹。中国的PE赛道自2008年的寒冬窗口期进入中国，在2012年达到高潮，先后迎来了鼎晖与双汇合作收购史密斯菲尔德、联想收购德国Medion与日本NEC、海尔收购日本三洋白电业务、弘毅联合中联重科收购CIFA、万达收购AMC等重量级案例。
在后来的大量回忆里，那段出海并购潮总是被认定为“中国资本第一次走出去”。时任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John Studzinski更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进行了丝毫没有保留地鼓励：“中国企业目前要走出国门，必须与国际PE合作，构建网络、寻找技能。”
你看，澳银其实也很擅长会在一个特定时间节点，与整个行业和曾经的自己拉开距离，以一种陌生的视角思考是不是真的存在长期被忽略、表面上很难体现但实际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层基因具体到一个组织的运行上，澳银人民币基金在进入中国的15年时间里，总是会出现“眺望式”的投资决策和自我迭代，进而成为中国创投行业中一个很独特的样本。
他们对揽月机电的投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熊钢在2021年的一档创业电视栏目中遇到此公司的时候，揽月团队正在考虑退赛，因为那时候商业航天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朦胧期，没人愿意在大赛道还没爆发的情况下，投资一个大赛道分支出来的小缺口。但熊钢反而觉得，能上天的卫星本身不是关键产品，扼守住整个商业卫星赛道的恰恰应该是卫星系统总成中的核心零部件。
他们最近的一次组织架构变革也有相同的底色。在今年3月召开的2023年度董事会上，澳银正式批准两名女性合伙人胡艳和吕梦可作为联席CEO，出任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而她们毫不掩饰自己与熊钢“求同存异”。胡艳曾经和熊钢认真讨论过“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命题，这当然没有答案，但她从此确信自己能带来一种完全不同于“美式思维”的补充。
那么，这样一个擅长眺望的投资机构，一个行业里很独特的样本，在中国创投市场远航15年后的今天，会有咋样的新发现？他们是否看到了别人忽略掉的航标？他们是否准备好再次调整航行姿态？我带着这些故事与问题，与熊钢展开了一场长达万字的对话。
投中网：在准备这次对话之前，我翻看了很多关于澳银的相关报道，发现澳银对投资哲学的讨论已经变成了一门显学。所以这次我决定将对话细化一些，尝试将您个人的投资信仰和澳银的投资信仰分开。而且我翻了翻您的个人简历，发现您是学量子化学出身的？
投中网：量子化学我不懂，但是“量子力学”我还挺熟。量子力学的出现是因为物理学家们发展到20世纪初的时候，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了很多经典物理学根本就无法解释的微观粒子行为。比如说泡泡机实验，说的就是电子在金属中的行为和物理学里面的热运动相矛盾，所以物理学家们就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新的方法去解释。
按照我粗浅的理解，您能够用7年时间求学借鉴了量子力学思路的量子化学，或许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您的个人投资信仰，就是“不断寻找新的版本的答案”。
熊钢：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底层逻辑。不过我不是求学了7年，我真正当学生的时间是一年多，只是作为兴趣投入了很久。我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在一个正经的研究院在干设计，下班之后大量的业余时间就花到这上面，去看书去学习。可能仔细算下来，前前后后可能已不止7天，甚至能够说是“小10年”。
之所以没有坚持到底，是因为我在学术上确实没什么天分，我的学弟学妹们，他们往往能很快地理解导师在说什么，而我要消耗更多的时间。那时候我导师就跟我讲，你将来很难靠这个生存下去。
但我觉得这些时间都不算“白花”，“量子化学”给了很多启示，奠定了我的很多方法论、价值观、世界观。包括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基本上很少读财经类的书。我通常只读两类书，一类是思想大师的传记，另一类是最前沿的物理、数学等方面科普书籍。
这些思想大师和科学大师的专业著作大部分是艰深且晦涩难懂的，而阅读他们的优秀传记或科普著作，便足以领略大师们的思想真谛及演化的逻辑过程。他们的论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不断涌现、不断递进，最终推导出一些有用的东西。
投中网：所以您骨子里是对“未知着迷”？因为经济学是对已有的事情的一种规律总结，但是物理学不是。物理学是对一种我们难以解释的物理现象去复现、去试图描述。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比如马斯克就介绍过一本书，叫《暗淡蓝点》。这本书的作者是伟大的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讲的是旅行者2号从宇宙进入太阳系以后，尝试把摄像机调转过来拍摄地球的轨迹，结果发现地球在镜头里只是一个尘埃大小的蓝点。这本书写得很美，成了科学家人文精神一个典范。马斯克在一档电台节目里还朗读了《暗淡蓝点》的相关段落。
其实，风险投资探索的就是一种未来，风险投资在任何一个时间里探索的都是未来。风险投资的最高层，就是永远相信人类是要往外走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永远没边界，对事物掌控更是没有边界的，这是风险投资人都应该有的一个信仰。
投中网：那澳银的信仰呢？您之前的阐述是，澳银的投资信仰是“回归到投资的金融本质”——那如果我们试着具象化来描述，澳银的投资信仰具体是什么呢？
熊钢：我们实际上有一套“投资十诫”，那就是我们对投资信仰的归纳总结，也始终作为我们风险投资中间的一种军规，一种信条。更简练来概括的话，我想澳银的投资信仰有可能可以分为两方面。
第一，永远要相信风险投资的真正价值是创造、是发现。所以我们始终相信自己永远有机会，也永远要去做这件事。
第二，在探索风险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我自己很爱好滑雪，也尝试过极限滑雪，那是一个典型的风险探索者的运动，需要参与者不断地挑战。但是这些参与者除了挑战，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细节都要准备得非常充分，甚至是精准，因为如果出现错误的话就会是灭顶之灾。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打算进入风险领域的话，就一定要理解风险，一定要感知风险，一定要对风险进行充分的准备和干预。
投中网：但是这两年，行业正在不断呼吁风险投资要有更大的容错空间，要有更大的容亏度。
熊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作为一个风险的探索者，其实就像极限滑雪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的登山者，也许可以犯错误，但不能犯致命错误，比如绝不能在不了解雪区状况前就贸然全速下降，一旦出错就是灭顶之灾。风险资本如果想要成为一种长期资本，一种持续资本的话，最重要的功夫就是做好怎么来识别风险，如何避免错误，而不是寻求容错。假设极限滑雪运动员没有风险的识别能力，风险的干预能力，没做好风险的准备，贸然上场就会出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这些呼吁应该是谁来呼吁？应该是基金出资人来呼吁，而不是基金管理人自己来呼吁。基金管理人一定是自己要准备好，认识到每个人、每个机构都有对应的级别，每个级别都对应着一定能力边界。不要做超出自己边界范围内的事情，假设我只能挑战7000米，就不要上到8000米。
寻求别人来容错，这种行为至少可以说很菜鸟。那么低的退出率，那么低的收益率，还把规模搞得那么大，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这又能联系到我们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个概念，即“物理边界”。我们坚信：风险投资作为一门面向未来的学问，投资前的决策准确概率也就只有20%到30%，这是人类自身认知边界的问题；但投资实施后尝试将项目成功率（退出率）提高到80%，那就是人的智慧与执行力的问题，是上帝给我们设置了这道门槛。要跨过这道门槛，要求我们努力去识别风险、去管控风险了。这两件事完全处于不同层面。你准备得越充分，你就越有机会接触到80%的成功率，我们有只基金甚至实现了100%项目退出率。但咱们不可以就此将80%默认为我们的边界。
回到面对现实，风险投资就不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就应该回到一个合理的规模上面，回到自己的能力边界内，这才是现阶段需要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的一种信仰。
投中网：听下来，您骨子里还很强的竞技体育逻辑。竞技体育里面有几个原则，第一就是清楚自己的天赋所在。以足球为例，一名青训球员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特长，然后再根据特长分配位置，再根据位置分配对应的职业技能升级。在这之后，无论是你的身体条件还是技术特点，都围绕着这一条线置来发展，并不追求全方位的成长。
熊钢：其实竞技体育也是在未知里求结果。我们不是经常讲，球是圆的，什么结果都有可能发生，经常认为能赢，但结果就是输，有些比赛认为很容易的事情最后变得很难，确实也有相似的地方。
其实从大的逻辑讲，别下牌桌也是这个逻辑的一种诠释。别随便离开这个牌桌，永远别被淘汰，永远别输到没有很好的方法爬起来的地步。实际上澳银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开始刚刚设人民币基金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没太管投后的，只管投。后来我就发现，再怎么优秀的创业者，也很难保证他的每一个项目都很好，他的头一两个项目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最后导致投资胜率不高，进而让我们耗费大量时间在怎么样提高胜率上。
而且风险投资和价值投资不一样。就像巴菲特，他对人的判断有非常清晰的依据，也有非常量化的参考指标，标的的经营状况可以说明一切。风险投资不一样，创业者很多时候就是个菜鸟，根本就没有创过业的，我们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锚定他的估值，技术和商业逻辑，两种投资类型的差异非常大。
现在我们的逻辑是“从后开始往前推”。比如一名投资经理的命中率大概是30%，我们别放大他投资项目的数量，不放大它的投资规模。我们的LP里面也有做个人投资的，甚至在某些配置上面的收益非常高，但往往把行为一放大，变成一个持续行为的话，成功率就会掉下来。
而且掉下来的原因不能单纯地解读为“命中率下降”，而是他没有办法进行投资后的更精细的风险预判，风险干预，投资退出。
我们不久前的一次退出决策会议就特别典型。其实投决委员几个月前就一致认为这一个项目要尽快退出，投资团队对此意见不一致，他们有部分认为这一个项目各方面还很好，而列席参会的LP们都是做过个人投资也反对退出。结果到了今年我们再次做追溯退出的决议时，大家的意见趋向一致了，有人甚至认为只要拿到本金退出都可以了。这种认知的变化很明显。
讲回来我们澳银，我们整体是先强调生存下来的能力，先强调管控的能力，然后再回到去挑战一些我们没办法预测的一些事情，它是一个反向的过程。
投中网：原因是年龄，我特别好奇一点，澳银的年轻一代是否会很适应这套模式？因为自然规律决定了年轻人一定会试图挑战父辈，一定会认为洞察到了新的东西。这是人之常情。
熊钢：肯定是有的。我们现在的结构可以形容为“两极分化”。投资决策层很稳定的，我和潘先生（Elliot Pan）一起商业合作已超越25年了，和孙总合作也快超过20年。中层的高管团队，胡艳和吕梦可的上班时间也都超过8年了，都相对稳定。
但底层的操作层，处在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有些作为将来公司的核心高管、核心决策人员来培养的一些人也离开了。我想大概主要是因为你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对秩序全新理解带来的挑战，最后就会反映到人员流失率上，这是一个结果。
很多人和我讲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但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年轻人一定会寻找他所认可或者能够体会到的管理逻辑、投资逻辑。但另一方面，只有他从这么多东西里体验到成功喜悦，他才会真正的理解。
最近几年我也不断地提醒自己，思考我们如何去容纳、如何去求同存异，我们如何在存异的基础上去适应彼此，让更优秀的人能够留在澳银，创造自身的价值的同时也创造澳银的价值。这也是怎么回事我们最终选择早早地将胡艳和吕梦出任联席CEO的信息公布出来，因为我想通过它对外表达一种信念，叫“君子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啥意思？就是我们大的目标、大的方向、大的想法要一致，而在具体的操作的流程中，对具体事物的判断上，要允许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我们的内部也要求大家必须要独立发表意见。甚至如果在某个审核节点在所有业务流程中的审核意见均是同意且没有具体标注的话，我们还可能会取消他的审核节点，因为这种全部流程“无异议通过”的审核本身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所有的项目组成员一定要发表独立的意见，还能够发表完全尖锐对立的不同意见，最终要在各种不同意见中间要做到极度的透明。我最近也逐渐看到一些可喜的迹象，比如很多人告诉我，这种追求协同、追求透明、鼓励独立去判断世界的这种模式，使他们在离开之后有了全新的体验，更加理解其中的合理性，并真的能反映到最终的业绩或者风险投资的逻辑上。
我们很难去改变一个人，作为管理者，原来老是想去改变你的队友，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创造了一个拥有更多理性选择的空间，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能够长期做这个事情，自然就汇聚在一起了。过程中当然会有一些优秀的人离开，很可惜，但也没办法，这是概率选择的结果。
投中网：这让我想一篇小红书吐槽，作者觉得目前一级市场从业者群体最大的问题，不是年轻人太多，而是有经验的人太少，只有少数好的老师去带，也不是每家机构都有足够好老师的。
熊钢：这也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十五年以来，我们建立了非常扎实的知识体系和管理基础。我们的IT系统、制度体系、案例体系很完整、非常的细致。年轻人来了以后，这些积累马上就可当作他的参考。因为这种东西如果只藏在一个人的脑袋里面，一个有经验人的脑袋里面，而没有把它体现出来，那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更何况很多时候信息的捕捉是一个随机行为，有时候聊着聊着就忽然出现了。
风险机构实际上也是个知识的管理机构，一定要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东西，以一种具体的形式展现给大家。
澳银从目前来看，还处在一个相对不错的阶段。中层团队和执行团队都特别年轻，我们年轻人成长也特别的迅速。有的机构的投管人员，从他投到他离开，可能一个项目也没退出来过，而我们的新人进来可能6个月就有项目退出了，速度特别快。
熊钢：原来我们北京团队有一个业务骨干，他进来没多久，就推动了我们投资乐自天成（52TOYS）。当时乐自天成估值是7500万，我们独家投了1500万，占了20%的股权。两三年之后，一家大型的美元机构用了3倍的价格，把我们手里的股权全部买走，实现了顺利退出。几年之后因为POPMART上市，乐自天成的估值再次飙到了30个亿，那家从我们手里买走老股的机构，又顺利地实现了10倍的账面收益。
这个项目经理就非常感慨，他当时就是一个标准的投资新兵，澳银居然允许扣扳机，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何况，当时他的心理预期是公司能投资500万就谢天谢地了。这笔投资也就成为他的“出道即巅峰”——现在他已经离开投资行业，创业去了。
当然我逻辑上不是很喜欢“出道即巅峰”这句话，因为这似乎在暗示你没有未来。但这一个故事的背后，其实代表着澳银给予了项目管理人很大的裁量权。在我们的管理体系里，采纳只是结果，机制才是基础。类似的例子非常多。
投中网：澳银历史上进行过两次重要转型，一次是从FOF转型到直投，另一次从后期转型到早期，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团队。现在到了15周年这个节点上，你们是否正在准备进行第三次的转型？
熊钢：如何转型确实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大痛点。我们觉得风险投资领域里，一个团队的能力结构应该由三个层面的组成：第一是敏感性，第二是决策力，第三是干预力。这三件事，我认为它是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往往一个人决策力、敏感性在最好的时候，干预能力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干预能力比较强，又因为位置和视角的关系，无法接触到更多的新信息和新技术。
从目前来看，澳银的决策力和干预力——也就是项目决策阶段和到决策以后的实施、管理和退出——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敏感性上，我们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澳银前前后后经历了三四十位投资经理，其中出手最多的投资经理也不超过10个项目。我们自己内部梳理了一下，这其中资历老一些的，所谓投资命中率比较高的，实际上也就是开。60%的项目还可以，40%的项目糟糕。
我们经常讲基金投资的DPI如果迟迟达不到1，只能说明基金管理机制是无效的，还不如不募资、不投资。现在有很多的机构已经管理上百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规模了，却没有独立分开的管理团队，还是由项目投资经理来做全程的投资和管理。我们2012年之前也是这个机制，发现效果不好，于是进行了彻底的改变，专业的管理和专业的投资要分开。
未来，我们可能会把投资经理的业务边界继续缩小到投资决策此阶段就终止了，投决完成后，投资经理的项目工作也就结束了，不再参与项目实施与管理，后面由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来接管。我们追求的是，投资经理集中在提高产业和技术的判断力，和捕捉投资机会的能力两个方面。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谈投资经理给企业赋能，我们之前也是打算按照这一个逻辑管理，后来我发现赋能大都是虚的，没有本质意义。很少有真正的价值是由投资经理推动形成的，很多时候企业甚至还觉得很烦，觉得老给他们找一些无效的资源，一些无效的东西。我们的原则是被动服务，主动干预，所谓“被动服务”是只有在企业主动向我们提出明确的资源诉求时，项目管理人才会对实施企业协同服务；所谓“主动干预”就是在项目出现大的风险时，我们一定会主动介入。
我们前几天讨论的一个项目重组问题就特别典型。这一个项目目前遇到了较大困难，准备进行业务与股权重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扮演了主导、协调的角色——这是很多大型机构没办法做到的工作，因为通常他们一位投资经理要管十几个项目，根本忙不过来。而我们的项目管理人机制，一个项目管理人只负责5到6个项目，能做到精细化，非常自然地取得主导权。
这些看起来都是小的动作，但在未来他们会是我们发展的核心。就像我们在2013年成立了专门的投后管理团队，把尽调全部收回来了，去年又将项目管理人和投资经理进行分开管理，下一步或许我们将尝试与有一定水准、专业FA合作。能够理解为，别人是把管理外包，我们把投资外脑外包，借助外部专业化中介团队，重组我们投资的挖掘机制和投资挖掘团队。
投中网：那你们有可能往前卷吗？我看到很多机构慢慢的开始深入到孵化阶段，甚至开始组建自己的产业园区。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在卷投后的大背景下的一个新方向。
具体到您的举例，我们丝毫没考虑过做园区。因为风险投资不需要做这件事，风险投资的博弈永远是投资判断力和执行力的鸿沟。以揽月机电为例，当时在节目里他们都要退赛了，并不想参加《我要投资》的下一轮。因为在2021年，商业航天处于一个很早期的阶段，而揽月供应的又只是卫星里面的一个零部件。所有人的思考逻辑都是“卫星不爆发，零部件怎么爆发”？
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项目没有潜力，而是信心没那么坚定，如果项目都爆发了，投资者还会有多少机会？。尤其是在进一步探索之后，我相信方向肯定是没有错的。于是我鼓励他们继续往前走，不要退赛，并且加入我们的战队。最后他们拿到了比赛的第四名，跟第三名第二名差距很小。
这种投资机会在工作里比比皆是，考验的就是有没有预判性和决策力。而且如果你有更强的后端管理，那么项目早期发展没有到达预期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能通过更强的后端管理保证基金DPI，因此个别项目不可能影响到整个基金的表现，也不影响到整个的LP的信心，自然就有了耐心。
总之我觉得早期的投资不需要园区之类的东西，你要做的只是专注在捕捉赛道，早期发现、提前布局。何况在投资决策的时候，我们也往往都是3票过会、4票过会，总会有不同的意见，怎会是延伸到孵化就能保证一定出来好东西呢？你只需要发现就可以了。
投中网：最后咱们再来展望一下具体的投资主题吧。现在澳银目前主要有两个赛道，一个是生物医药，一个是商业航天——这两个赛道其实都非常考验耐心的。投中在去年组织过许多场相关的闭门会，似乎大家都是熬着。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您作为切口，来了解一下对于这两个赛道，大家的心态是否有了新变化？
熊钢：变化肯定有，但变化是分层面的。当然这里我要稍微补充一点，我们关注的两个赛道其实是医学健康领域和硬技术两大领域，而商业卫星是硬技术领域里面一个重点细分领域。
我们瞄准的医学赛道，是以创新药为核心的，创新靶点为核心的投资。为什么叫“医学健康”而不叫“医疗健康”，是因为医学意味着科学，意味更早期。同样，我们之所以不叫“硬科技”，而叫“硬技术”，是因为我们瞄准的赛道以应用和工程技术为主，而不是原创、底层研究为主。
在硬技术领域，我们有自己的投资“三段论”，第一，面向未来广阔的蓝海市场；第二，瞄准通向蓝海市场的关键航道；第三，寻找关键航道里做到商业组织和技术上的最好的企业。可以简称为“寻找通向广阔蓝海关键航道的扼守者”。
还是以揽月机电为例。商业卫星一定是个大蓝海，这个没错。但什么叫关键产品？我认为卫星总成绝不是关键产品，卫星总成中的核心部件才是关键航道。而揽月机电在卫星姿态控制系统领域，能做到全球最具竞争力，在轨经验也最多。他们已成功帮助几百颗卫星升空，其他竞争者很难再进入到这样的领域了。为什么？连一颗卫星都没上过天的产品，卫星总成商敢用吗？
这样的企业，就是关键航道的扼守者。我们循着这个逻辑去找寻项目，或许有新的细分行业的时候会有一些优化，但是未来整体还会是这个逻辑。
医学我们是分段论。假设一个创新药从研发、到成药、到最后上市，它分别要经历了3个10：10年研发时间，10亿美元投入，10%成功率，那么没有一点一个投资机构可以陪伴企业从头走到尾的。就算是辉瑞这种医药巨头，也没有能力把一款药从原创靶点推到最后3期甚至4期临床并上市
我们致力于发现最早期的靶点，就是要争取在第一个阶段之前就介入。这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逻辑，而是生物医学发展的逻辑。只不过目前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医学健康的每一个阶段的投资现在很不均衡，前端投资大量涌入，后端接续投资观望，所以就形成了大起大落。在我们眼里很多根本没必要投资的靶点，也能够拿到很多的钱，造成前端供应量大增甚至许多虚假靶点出现，后端的机构就不敢接盘，以至于形成了阶段性断层。这就是现实。
基于这个现实，我们的项目估值预期受到了特别大的影响。原来可以2-3年预期能轻松实现3-5倍增值的项目，现在全都修正了。只要有盈利我们就会退出，因为这一阶段已结束了，再往前走就需要后端大量资产金额的投入。临床一期假如五千万的级别你就可以搞定。到了二期，企业没有一个亿两个亿是搞不定的，到临床三期的线亿左右的投入了。
在这条赛道上，今年我们已退出了6个项目。并且幸运的是，这几笔退出大部分是下一轮投资机构接续的。所以我们仍就相信，优秀的靶点仍然有市场。
投中网：那你们是否适应和新一代的创业者相处？因为这些赛道很少有纯粹的创业者，他们通常出现于科研院所和高校。
熊钢：我们仍旧是履行现实主义的哲学，更多去关注他们的三要素，组织能力、研发技术能力，商业能力。
我们从来不把这三要素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这三要素集于一身的人，我看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可能也就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了，马斯克算不算我不知道，反正是寥寥无几。科学家创业的话，我们看的是他的团队是否有比较均衡的三要素，不能太有差异。
还是那句话，对于要素有欠缺的企业团队，我们是回避策略，而不是改造策略。我们不想改变他们，也不想适应他们。若企业团队自身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我们还去适应他，那这一个项目肯定会死。
不过三个要素均衡的策略在医学赛道投资时会有所优化，因为生物医学是以技术研发为核心的。因此只要企业具备真正强的技术能力加上还不错的组织能力，就具备投资基础了。从我们目前投资的情况去看，如果能找到一个不错的组织者跟科学家协同，是那种真正平行的协同者，而不是他的学生或者他的手下，那我们可能就开始投了。
当然不同的赛道只是关注重点不同，基本的商业逻辑还是相同的，关注的是企业“怎么样找到钱，如何管好钱，最终如何赚到钱”，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问题，所以整体上我们仍旧是非常谨慎。这三要素里至少要具备两个要素，才能跨越我们的投资门槛。到现在，我们已没有单一科学家主导的项目了。
投中网：咱们最后用一个个人向的问题来收尾吧。您觉得和15年前的自己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呢？
熊钢：15年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我身上发生的变化，通常来自于理清了一些问题的核心，然后围绕这个核心去实践。简单来说，我在投资上应该比15年前更大胆一些。另外在用人层面上也更大胆一些。
为什么我们肯定要把胡艳和吕梦可两位年轻女将推到前台，要她们承担起澳银未来掌门人的职责，因为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很重要的品质，那就是诚实和谦卑。我很佩服谦卑的人，因为他们总是能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边界，也总能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担当，能够以很好的心态来权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设定自己权力边界和责任担当，同时有勇气面对挑战。
我们澳银有四个人才维度，第一是德行，第二是习惯，第三是方法，第四才是经验。经验是很重要，但是也只占很小一部分，就像合金钢的添加剂一样，添加剂能改变合金钢的性能，但只占很少的层面，真正决定性的是从生铁到钢材基质材料的质量。
当然话说回来，风险投资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既然巴菲特能做到90岁，那我们也还有时间，还可以做一些工作。我们不奢望在90岁还能有那样的敏感、敏锐的思维，那么强的决断力，那是个奇迹，但我们仍旧是有一些能发挥的地方，比如坚定地给年轻人支持，在决策的时候敢于让年轻人冒险，我去帮他坚持。
回眸与思考澳银人民币基金走过的这15年，深感风险投资就是这样，无论过去如何艰难，未来可能还会更难。因此，我们要学会诚实地面对自己，要感恩过去的岁月和每个相识的人：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如此短的瞬间，在广袤的宇宙空间里如此小的角落，与他（她）们的相遇，是我们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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